在全球化与科技革命双重驱动下，我国教育发展战略重心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历史性转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教育强国纲要》）作为新时代教育改革纲领性文件，首次以系统规划教育强国建设为主题，构建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教育体系，标志着教育发展进入质量跃升与结构优化的战略攻坚阶段。《教育强国纲要》明确提出“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等重大举措，不仅规划了智能技术赋能教育的实施路径，更昭示着教育现代化进入以深度智能化为特征的新阶段。
理解该纲要的数字化战略定位，需将其置于教育政策演进脉络中审视。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中长期纲要》）作为21世纪首个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与2019年印发的首个以教育现代化为主题的中长期战略规划《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形成政策接力。二者与《教育强国纲要》在目标维度形成价值共振、在时间维度实现周期衔接、在实施维度构建迭代机制，既保持教育改革连续性，又通过数字化战略构建政策协同体系，共同勾勒出教育现代化中数字化发展图景。
伴随信息技术持续迭代更新和教育改革发展深入推进，我国教育数字化战略历经三阶段范式演进。在基础设施奠基阶段，《教育中长期纲要》以“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的论断，推动教育信息化从技术实践跃升为国家战略，着力破解网络、终端、资源等硬件“有没有”的难题，进而完成教育数字化的基础设施构建。
进入能力体系提升阶段，《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将教育数字化深度融入国家现代化进程，提出“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该阶段聚焦平台建设、培养模式创新、治理方式转型等能力维度“够不够”的命题，核心在于将数字化重构为教育现代化的内生变量，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生态的深度融合。
至生态效能重构阶段，《教育强国纲要》以“数字基座+智能中枢+制度创新”三维架构为核心，“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和“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着力破解基础能力体系化、教育应用生态化等效能层面“强不强”的深层次矛盾，构建教育生态协同推进机制。
三份纲领性文件构成渐进式制度变迁序列：《教育中长期纲要》完成基础设施普及，《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实现能力体系构建，《教育强国纲要》推动生态效能跃升。这种战略接续映射出国家治理能力在教育数字化领域的具象化演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数字化发展路径。
5G、大数据、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出现推动教育基础环境向智能化方向迈进，为技术全面赋能教育奠定基础。
新技术赋能新型基础设施迭代升级。从《教育中长期纲要》破解城乡数字化“最后一公里”覆盖难题，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构建一体化智能平台解决资源联通问题，直至《教育强国纲要》通过建设教育大模型和云端学校，实现基础设施从辅助工具向智能基座的质变。三份文件均以校园为载体推动技术嵌入，形成基于硬基建（网络终端）、软基建（系统数据）、智基建（AI算力）融合模式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
教学方式变革呈现螺旋式深化特征。《教育中长期纲要》侧重培养师生基础技术应用能力，在传统框架内融入信息技术元素；《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突破“不可能三角”约束（即个性化、高质量和大规模不可能同时实现），推动教学组织、评价方式等系统性改革；《教育强国纲要》则从数字素养标准、课程体系重构等维度，释放数字化对教育生态的乘数效应。
评价体系演进拓展技术赋能深度。《教育中长期纲要》强调网络终端普及、课程资源开发、教学管理数据积累，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推进管理精准化和决策科学化”，隐含数据辅助决策理念和实践，而《教育强国纲要》提出“建立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支持的教育评价和科学决策制度”“推进信息技术赋能考试评价改革”，构建起评价决策新方法。这种从“片段式、散点式、小样本”向“全周期、连续性、全样本”的转变，标志着教育评价突破传统智育优先框架，形成五育并举的新型范式。
在教育数字化治理范畴中，既包含通过数字工具提升管理效能，努力破解传统教育体系中的治理难题，也包括聚焦技术融合衍生的数据安全、伦理风险等新问题，构建适应数字时代的教育治理框架。
治理体系构建呈现阶梯式演进特征。《教育中长期纲要》提出“搭建国家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与“建立开放灵活的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共同构成了国家教育信息系统“两平台”的雏形。《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推进教学、管理、服务平台一体化规划整合，推动治理模式由经验决策向数据驱动转变、教育管理由单向管理向协同治理转变、教育服务由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转变。《教育强国纲要》建立数字资源共建共享机制与新型监管制度，在知识产权保护、服务监管等领域形成制度闭环，为推动教育数字化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治理能力升级凸显风险防范转向。《教育强国纲要》首次将网络安全、算法伦理纳入战略框架。比如，面对数据采集泛化、未成年人隐私泄露等风险，需明确教育数据的权属边界与管理规范；针对认知外包、学术失信等技术异化现象，需构建兼顾创新包容与伦理约束的治理范式。
从《教育中长期纲要》引进国际数字化教学资源到《教育强国纲要》输出教育公共产品，表明我国正以“跟跑—并跑—领跑”的递进姿态优化全球治理格局。
这一进程包含双重突破：一是主体地位实现历史性跨越。早期通过引进优质资源填补发展缺口的单向输入模式，已转变为《教育强国纲要》中提出的“大会、联盟、指数、期刊”四大公共产品的协同性输出。这种从规则接受者到平台构建者的角色转变，标志着中国在全球教育数字化治理中正在从参与融入向创新引领转型。
二是参与全球话语体系构建。“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使我国可以深度介入人工智能、教育伦理、优质数字资源共建共享等前沿领域规则制定。“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可以构建涵盖数字素养、制度创新等维度的新型度量体系，为全球教育数字化治理提供一种宏观性、兼容性、引导性、差异化的价值度量工具。“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与现有机构机制形成协同合力，促进全球优质教育技术和资源的高效汇聚和均衡配置。“数字教育权威期刊”能够搭建跨语言、跨文化知识生产平台，培育具有全球视野、互利互鉴的新型学术共同体。“优质慕课走出去”则可以推动数字资源跨国流动，实现全球化背景下的教育数字化资源交流融合。五大载体形成制度协同网络，既巩固发展中国家教育话语权，又有利于推动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全球教育治理新生态。
在迈向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教育强国纲要》锚定智能技术赋能教育的战略愿景、内在逻辑和发展路径，通过释放数字动能推进教育体系全面优化升级，为推动教育强国建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进全球教育数字化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